《人民法院报》：宁波大嵩 小法庭的大调解之梦

   

    大嵩人民法庭是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最偏远的法庭，其所在辖区三面环山，一面向海，交通、信息等比较闭塞，民风既朴实又彪悍。近年来，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多，外来人口不断涌入，辖区各类民事纠纷频发，2016年1月至10月，法庭共受理案件438件，同比增加25.14%。针对社会治理产生的新问题，大嵩法庭深入基层，因地制宜地搭建起大调解大服务格局，有效维护了辖区和谐平安。

    释放法庭的调解能量

    “沈法官，我已经拿到全部赔偿款了，实在太感谢你了。”大嵩法庭法官沈勇接到程师傅的电话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    2013年5月，外来务工的程师傅骑着电动自行车去工地上班，被一辆汽车撞倒，交警部门认定，汽车司机负主要责任。程师傅被诊断为颅骨开放性损伤、多处骨折。

    该次交通事故尚未处理完毕，程师傅于2015年2月又遭遇了第二次车祸，他骑着电动车与另一辆汽车相撞，交警部门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。这一次，程师傅被诊断为重型颅骨损伤、左胫骨粉碎性骨折，生活无法自理。

    第一次车祸的治疗已用光了程师傅家里的全部积蓄，现在又面临另一笔巨额医药费，无奈的家人只好就两起交通事故，分别向法庭起诉。

    承办法官沈勇接手后，发现这两起案件极其复杂：第一起事故发生已有三年，原始医疗费票据已丢失；两次交通事故均造成原告颅脑损伤，两个案件被告的责任很难区分。

    沈勇多次与两个案件的保险公司及鉴定机构沟通，并将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到的程师傅精神状态的变化反馈给鉴定机构。在各方在场的情况下，程师傅进行了伤残鉴定，鉴定报告清晰地区分了两次事故对程师傅造成的伤残等级。由于事前准备工作充分，两家保险公司对鉴定结果均无异议。

    有了鉴定结果，沈勇决定将两个案件合并调解。沈勇先向两家保险公司释明，原告因两起交通事故导致的伤残等级是确定的，相应的赔偿金额也是明确的，最终使两家保险公司同意了各自的赔偿金额。

    同时，沈勇也动员原告方适当让步：“如果调解未成，案子判决后各被告可能还要上诉，时间会拖得很久，不利于程师傅的治疗。”原告方很快被法官说服。

    此后，承办法官又分别联系两个案件的其他被告，在保险公司已同意赔偿，且原告适当让步的情况下，各被告也很快同意了赔偿方案，并按时履行了赔偿义务。

    “由于辖区居民普遍法律意识淡薄，判决方式结案不利于案结事了。法庭将调解工作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，法官在开庭前，都会通过走访、约谈、电话等方式跟双方当事人沟通，找准矛盾纠纷的症结，对症下药。2015年1月至今年10月份，除被告下落不明未到庭案件，法庭调撤率达到78%。”大嵩法庭庭长李建宏说。

    “其实，在案件进入诉讼之前，我们还会用足用好诉前调解这一利器。”李建宏指出，法庭在收到当事人的起诉材料后，会根据案件事实、送达难易程度等对案件进行分类，对于符合条件并且能够联系到双方当事人的案件，交由人民调解员先行调解，如有需要，再进行诉调对接。

    朱斌芳是法庭专职的人民调解员，每天早上一到法庭，他就要翻开厚厚的纠纷调处台账，查看调解时间、纠纷类型、当事人、调处结果等信息，确保诉前调解工作有序进行。2015年1月至今年10月，法庭通过诉前调解化解纠纷303起，办理诉调对接案件253件，占同期结案数量的31.67%。

    调动基层的调解力量

    “@李庭长，我们在调解一个案子，甲用剪刀把乙的脸划伤了，乙可以要求甲赔偿整容费用吗？”今年10月初的一个上午，李建宏刚开完庭，就看到“大嵩老娘舅”微信群里有人@他，提问的是一位村主任。

    “这个要结合案情具体分析，要看整容是否是必须的，比如疤痕修复的费用是可以要求赔偿的，毕竟甲的行为对乙造成了伤害，而且影响到乙的日常生活，但是与被告行为无关的整容项目就不行。”李建宏立即回复。

    “都是隔壁邻居，因为乙的孙子把甲的自行车推倒了，甲乙两人一言不合就打起来，甲被行政拘留10天，现在出来了，双方因为整容费用产生了争议。”

    “好的，有问题我们再沟通，调解成功后，法庭还可以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。”

    “对了，乙要求赔偿5万元精神抚慰金，你能把相关法条发我看看吗？”

    “好的，稍等。”

    三天后，微信群中提到的甲、乙两位邻居一起来到了大嵩法庭，申请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。因为赔偿金额较高，甲要求分期付款，乙就希望拿到一份有司法效力的调解书。

    今年年初，李建宏带领法官走访了辖区派出所、司法所、交警大队、村委会等基层组织，对辖区内从事调解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摸底，并建立了微信群。

    “小小的微信群发挥了巨大的能量。”李建宏说，“以往，基层调解人员遇到法律问题，觉得特意过来咨询很不方便，案子调解不下来就让当事人到法庭起诉。现在，基层的调解组织和法庭已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氛围，遇到棘手的案子，到群里一说，不同专长的人从不同角度给予帮助和提示，大大提高了调解成效。”

    “通过与基层调解组织加强联系，形成合力，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在进入法庭之前就得到化解，有效缓解了法庭案多人少的矛盾。”李建宏补充道。

    激发“小诊所”的洪荒之力

    今年刚当上妈妈的卫胜男是大嵩法庭最年轻的法官。每周三下午，她会和同事轮流到法庭与塘溪司法所联合开设的“周三法律门诊”值班。

    今年8月的一个周三，刚好轮到卫胜男值班。她前脚刚踏进办公室，一个跟她年纪相仿的女子就冲了进来，情绪非常激动：“法官，你救救我，我想离婚。”

    卫胜男一边安抚她的情绪，一边听她倾诉。这位女子姓柳，两年前与丈夫姜某结婚，今年年初生了一个女儿。没想到，生完孩子，柳某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，经常与丈夫争吵，婆媳关系也处理得不好，因此，她想早日结束这样的生活。

    “你先回去吧，我抽空跟你老公谈谈。”卫胜男说，“你自己先要注意身体。”

    第二天下午，卫胜男把姜某约到了法庭，听说法官要帮忙做调解工作，他表示愿意配合。

    “法官，孩子还那么小，她就要闹离婚，一开始我是不同意的。但她每天来我单位吵，我现在已经同意离婚了。”姜某情绪也很激动，“不过她太过分了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东西，凡是她参与过购买的，她都要拿走，比如我的衣服，小孩的奶瓶，小孩子她还打算让我抚养呢。”

    卫胜男听完就明白了，双方的争议其实不是很大，只要稍做工作，纠纷就能化解。她帮姜某想了个办法：“这样吧，东西就别让她拿走了，但是看在她为家庭付出很多的份上，你要适当让步，我也刚当妈妈，知道怀孕和生孩子的不容易。她原本想拿走的东西，你们大概估个价，折抵她将来要支付给你的抚养费好了。”

    姜某同意了，卫胜男送走她，又给柳某打电话：“既然你们双方都同意离婚，就不要为了几样家里的东西闹得大家都不愉快，不如好聚好散，你也可以早点开始新的生活。”

    卫胜男以新妈妈的身份跟她聊了很久，很快得到了她的信任，然后，卫胜男告诉她关于抚养费的规定，并提出调解方案，柳某的态度慢慢缓和，表示赞同。

    “法官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明天下午我想去家里把我的生活用品拿走，你能陪我去吗？”电话那头的柳某有点不好意思。

    “好的，能帮到你我很开心。”卫胜男一口答应。

    上面这个案例，只是大嵩法庭在过去两年里利用“周三法律门诊”化解的20余件纠纷中的一件，至于大大小小的咨询，接待人次早就超过了上百次。

    除了定期“开诊所”，法官们还经常抽空到辖区农村、学校、工厂调研，了解老百姓最想了解的法律问题，比如民间借贷、继承等，然后找一些典型案例，与相关部门合作，开展普法讲座。

    “司法越贴近基层，人民越相信司法。”李建宏说，“大嵩法庭不大，只有3名法官，但小法庭也可以有大梦想。我们希望可以提供形式多样的司法服务，以最方便、有效、接地气的方式为辖区百姓化解矛盾纠纷。”

    （当事人均系化名）